收视持续第一，芒果上星剧低迷多时的成绩终于迎来救星。
网络热度夺冠，话题指数不断飙升。
正片市占率持续居首。
靳东、成毅新剧《底线》数据全线飘红，俨然成了2022Q4季度最靓的“崽”，它的出现，完成了小荧屏暑期古偶档向年终现实档的丝滑过渡。
不出意外的话，《底线》接下来还会迎来新一轮的话题热潮，因为这部剧掌握了一个新“流量密码”——选材于真实案件，创作尺度突破很大。
过往现实题材影视剧以真实案件为原型的作品非常多。
《破冰行动》、《扫黑行动》甚至《罚罪》等剧几乎都有一定的原型参考存在，不少以单元剧形式制作的悬疑剧集，也会尝试改编比较典型的刑事案件。
但很少有作品如《底线》一般，选择讨论度高却又非常“棘手”的案件进行改编，比如未播时便先火的“江歌案”，单元剧情正式上线之前，话题便冲上了热搜榜。
原因无他，这个案件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性。
网络舆论至今仍旧存有不同态度，江母（受害人家属）与刘鑫（受害人闺蜜）各有支持者，也同时各有抨击者，拿到法院评判，也很难厘清责任关系。
给受害者带来无妄之灾的闺蜜，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？意难平的家属，又是否能得到法律的支持？没有监控的现场，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？
这些问题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影视剧，都很难解答。
它涉及到道德与法律的博弈，影视剧选择改编这样的案件会产生两面性。
一方面，争议大的作品永远不缺热度，江歌案当事人至今仍是社会话题“顶流”便是证明，它能给作品带来无限热度，激起观众的讨论掰头。
另一方面，这类案件又存在高难度的视角切入，现实中无法一锤定音的案件，拿到影视剧编剧也难以“站边”，无论支持哪一方，都不可能收获所有好评。
以这类案件为原型，引发争议是必然现象，这也是《底线》话题走高的关键。
不过，《底线》的编剧团队很聪明，他们选择了棘手的案件切入，却没有拖大给出“唯一”答案，而是将原型案件的某一点与戏剧结合，引出一个关键点。
比如“辱母案”与“主播猝死案”。
这两个案件原型都曾登上社会话题榜，其中“辱母案”与“江歌案”性质不同，引发的社会主舆论对峙情况却挺相似，都是至今都有两派完全相反的声音。
但改编后的“辱母案”更多的是把矛盾重心放在激活正当防卫这一僵化多年的条例，原型案件是一个索引，故事并没有深入去探讨嫌疑人家庭争议。
核心聚焦的是案发时是否处于“正当防卫”条件，根据证人证词等因素进行客观衡量，这一关键点的厘清，对很多案件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。
“主播猝死案”的改编力度更大，严格来说其实与原型性质已经不太相同了，原型中的死者并非死于工作状态，事件也只是媒体参与的社会纠纷。
《底线》取了原型案件中的“现实版樊胜美”议题，聚焦点却是主播行业经纪合同的认定问题，并且融入了该行业流量至上的无底线炒作行为。
客观来说，七话并不是很喜欢“主播猝死案”改编后的细节，尤其是死者弟弟的加入给予了原生家庭的一抹温情，既得利益者的眼泪，真的很讽刺。
但也不得不承认，很多观众对原生家庭仍旧抱有一份感情期待，这一处理方式或许对部分观众来说是感动，抛开原生家庭来说，劳动合同的认定也更有意义。
从两个案子的改编处理可以发现，剧情只采用了原型的部分话题点，后续融入的细节多是戏剧化的处理，严格来说，并不能与原型案件的争议完全划等号。
如此一来，新的故事既收获了原型带来的讨论度红利，又将故事与原型进行了“切割”，在聚焦矛盾点有思考意义的情况下，还是很上头的。
有了争议性尖锐的案子，《底线》接下来探讨的，便是维稳还是变革？
法律是正义与公平的唯一标尺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法律在适用上需要受到度的束缚，在有些问题的衡量上，并没有那么有绝对性，它也需要成长。
职业性骚扰案便是典型代表。
销售精英李芳凝在职场上遇到过很多次骚扰与恶意诽谤，也曾经为了社交与职场关系选择隐忍，可她的隐忍没有改变现状，反而让自己越来越被轻视。
当同事再一次骚扰李芳凝的时候，她终于决定起诉对方。
然而，李芳凝的委屈与愤怒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理解，将骚扰当事常态的同事们觉得她是在搞不正当竞争，家人觉得她“丢脸”，把问题归结为品行和穿着。
案件还没有经过法庭审判，舆论的“审判”已经压得李芳凝喘不过气来，更糟糕的是，这一类案件的认定难度颇大，李芳凝很可能在生活上会迎来更糟糕的后果。
面对这一现象，法院方也保持两种意见，经验丰富的王秀芳与新人叶芯态度相反。
王秀芳认为此案应该以调解为主，着重安抚双方情绪，促成私下和解，叶芯则认为应该鼓励李芳凝的起诉，如果她真的被骚扰，便应该得到正义维护。
两个人的观点出发点都是想保护弱者。
王秀芳是根据长期经验给予的建议，她很清楚此类案件的受害者将要面临什么样的舆论攻击，案件认定难度有多大，这可能会拖垮爱害者的人生。
有点像《警察荣誉》里杨树和曹建军处理的老人碰瓷小狗主人纠纷。
被碰瓷的狗主人并没有错，可老人家属不断骚扰攻击他们，如果走法律途径解决，狗主人接下来很难拥有安稳的生活，为了快速回归平静，他们选择忍气和解。
王秀芳劝和，便是不想李芳凝如狗主人般被拖垮生活。
但和解对于原本应该是受害者一方的人来说，太意难平了，我们凭什么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？我们又凭什么要被诽谤、侮辱？
正是因为有一些案件的认定难度大、周期长等问题，使受害人让步的和解反成了对受害人“最好”的解决方法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害者的犯罪成本。
如果长期的维稳方式都是以受害者让步来保护受害者，那这个时候便需要一个“变革”出现，《底线》中人设看起来很不讨喜的叶芯，便是变革者。
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新人，认为法律应该给予受害者公平，法官应该鼓励、帮助受害者争取自己的权利，忽略了生活的多面性，有些东西不是非黑即白。
叶芯的理想主义终究会接受现实的拷打，但这一类工作者的存在，也恰巧能给习惯了维稳的工作者们带来“不破不立”的变革，拥抱新的解决方式。
在王秀芳的经验里，劝和是对性骚扰案受害者最大的保护，但社会在变，人们的思想也在变，维稳反而纵容了罪犯，只有受害者刚起来，才能起到震慑。
只有李芳凝坚定起诉，那些隐忍不敢发声的受害者们，才能得到鼓励，站起来对抗邪恶。
法律应给予她们的是支持与保护，每一种案件的量刑都不是轻松的，有些当事人需要维稳，但有时候，案件的存在又需要一点“不破不立”。
用充满争议的现实原型探索法律的双面性，用复杂的案件呈现人性的矛盾面，将戏剧张力与话题矛盾点都推到极致，带来的，便是节奏“上头”，内容又能引发观众深入思考的《底线》，在当下的国剧里，已属一份不错的惊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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